昨晚看到郑州赛区的超级女声，看到那前三名唱歌，我的下巴就要快掉了下来。

　　就像这种水平？我只能说,我认识的很多人——平常人唱得都比她们要强太多太多，不说远的，前晚在三里屯一个酒吧听一个女孩唱惠特妮休斯顿,技巧无懈可击，当然她是酒吧歌手，可是要说几万人中间选出这么几个——调永远不在该在的位置上，高音永远上不去低音下不来，再加上上气不接下气，只会傻呆呆地哭博同情，根本也谈不上漂亮，冠军很胖，亚季军一个有风尘气，一个金鱼眼。还嫌河南人在外面不够丢人，要弄这么几个货色让人笑话你的黑箱操作。

　　我倒相信不是湖南台搞的，很多事情，到了河南就特别难办，身为河南人，我受不了别人用有色眼光看我，但我不能不无奈地承认：这里确实有很多远远落后于时代，让你无法哀其不幸，更无须怒其不争的规则存在，因为他们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！

　　我的很多旧同学同事不理解为什么我离开河南后死也不肯回去，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我已经无法适应那里的规则，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适应过。

　　大到找工作，小到换身份证，一切都要找关系\托人情，很多河南男人身上有很重的奴性和官本位思想，他们以结识官员为荣，并把这点关系用到极致。

　　我刚当记者那年是21岁，写了一篇关于某个城市的报道，激怒了市委书记，每天派人轮番给我——一个小报记者打恐吓电话，你可能想不到，打电话的人还包括当地的宣传部长。如果我不是在郑州，而在那个城市，可能早就死无全尸了。不过后来的结果倒是很好，那个书记发奋图强，把城市建设得很好。

　　由于某种微妙的关系和我永远无法了解的心理，省委宣传部长看到这个报道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去省委见一面。坦白说，当时我真是又怕又受宠若惊。一个连市长都没见过的人去见省委常委！我当时理解了很多中国人都有的这种卑微的心态——对于官员天然的敬畏，因为我们命如草芥。

　　我不知怎么办好，于是打电话给我们的主任，他当时冷笑说：“部长给你打电话？你做梦吧。”他挂了电话，十分钟又打了回来，非常惶恐地说：“原来是真的，部长秘书真的打电话来报社找你了。”

　　然后社长\主任……能去的人都跟着我去了，一落座，社长就忙着表态：“我是哪年哪年入的党，我做了哪些工作，领导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愿意如何如何……”那个部长是北京来的，他一直在玩暖瓶的盖，突然打断社长，对我说：“你坐过来。”接下来他再也没有理我们的社长。

　　后来有很长时间我的那些男同事们一直追问这个故事的经过，我当时很有点得意洋洋地一次次讲，现在方觉羞愧。我和那个社长本质上并无区别，如果当时我是个男人，如果我得到了某个机会，进入了机关工作，我也会变成一只舔别人屁股的哈叭狗。幸好我是女人，幸好我比较笨，不会抓住机会。

　　我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贬低河南人，为它辩解的人说，河南人是中国的缩影，可是为什么不能是好的缩影，一定要把落后腐朽的东西继承得十足十呢？

　　像《河南人惹谁了》这种书我认为根本没有发行的必要，河南形象不是说你买通几家媒体，写几篇肉麻的宣传稿就能改变得了。重要的是，你要尽量不要落下话柄，像超女这种一目了然的事不要发生，就算骗人也要有点技术含量好不好？单个的河南人根本无力改变现状，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，一滴滴水多了自然聚成大海，当形象好的河南人多过形象差的，整体形象自然就改变了。